松绑减负、轻装快跑,北京科研“包干制” 掷地有声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介绍,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将项目选择权交给了研究院,只按“负面清单”进行管理。研究院不再需要将每个项目都向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进行申请,也不再需要单独编制预算,而是可以按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改变了过去有可能存在的研究碎片化的问题。

“高水平的裁判员,往往让运动员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又能保证整个比赛既流畅,又合规。”在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雨键看来,北京市开展的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就犹如这样的“裁判员”。

完善科研项目经费管理,是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的“牛鼻子”。十年来,北京市不断深化科研经费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

尤其是从2021年起,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专项、科技新星计划专项和独立法人研发机构科技专项三类项目纳入“包干制”试点,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摆脱繁琐的财务事物,专心投入科研主责主业,打通了“减负松绑”的“最后一公里”。

无需编制经费预算、经费使用更灵活……2022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14家试点依托单位共提出2023年度市基金各类项目申请2372项,仅无需编制预算一项,就至少节省2372天的申报时间,减少经费调整次数200余次。此外,有超过80项试点项目因“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解决了燃眉之急。

步履不停 激发北京科技创新活力

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科研经费管理“过细过死”“经费使用及报销繁杂”“重物轻人”等问题,严重束缚了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成为阻碍科技创新的一大顽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一系列优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文件和改革措施,在科研项目、科研团队、科研经费调整和管理方面不断深化改革,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

近年来,北京市围绕落实中央改革文件要求,持续探索推进科技经费管理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平均每2—3年启动一轮科研经费管理改革,很多改革内容在全国属于首创。

2010年—2013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科技项目间接经费试点,发挥中关村“先行先试”制度优势。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课题)经费间接费用列支管理办法(试行)》《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重大专项资金试点管理办法》,到《关于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定的通知》,科研项目经费走向全面采用直接—间接费用管理模式。

2014年—2015年,北京市启动科技经费管理系统性改革,修订印发了《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经费管理办法》,在间接费核定比例等方面突破力度更大。

2016年—2018年,北京市全面推动 “放管服”改革落地,出台《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28条政策”),积极推出“松绑+激励”的科技经费管理措施,并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确保“28条政策”全面落地。

2019年—2020年,北京市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完善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发布了《关于新时代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简称“科创30条”),在开展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改革突破。

2021年,随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提出扩大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北京市也先后出台政策,将市自然科学基金专项、科技新星计划专项和独立法人研发机构科技专项三类科研项目纳入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试点,范围更广、力度更大。

自此,新一轮经费管理改革拉开序幕。

减负松绑 助推科研工作提质增效

更充分的信任,更大的自主权,更专注的时间和更有干劲的状态……从预算编制、经费拨付和使用、审计监督等各环节,“包干制”都进行了一次“全链条式放权”,彻底把时间“还”给科研人员。

“‘包干制’让我们科研人员从繁文琐节的各类报表中解放出来,专心致志地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卢剑是北京市自然基金项目“包干制”试点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在医学基础研究领域扎根二十多年的卢剑坦言,由于人体具有个体差异的特点,需要不断及时调整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案。

“包干制”试点开展后,科研人员可以自主决定经费使用,同时明确责权边界,建立了项目经费的“负面清单”和监督评估管理措施,“充分尊重了科研规律,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让我们能真正按需求为导向,把经费花到需要的地方。”卢剑说。

得益于“包干制”的支持,卢剑团队不仅构建了多中心、大样本的国人前列腺癌多组学数据库,还在前列腺癌影像检测新理论和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新技术方面取得较好成果。

北京交通大学也是市自然基金“包干制”试点单位之一。谈及市自然基金的“包干制”改革,李雨键最先提到的好处就是不再为做预算“发愁”。

他指出,科研项目在目标、方法、投入、周期、风险等方面都难以准确评估,但在编制项目经费预算时往往需要提前3年—5年预测耗材试剂消耗量,“包干制”就打开了科研人员“写本子、做预算”的枷锁。

近年来,李雨键一直在研发面向第六代的太赫兹通信天线系统,但受新冠疫情影响,虽然项目经费中差旅支出大大降低,但却遭遇了某材料成本上涨超50%的尴尬境况。如果按照传统政策,他不仅要为变更手续多次跑腿,还要写书写繁琐的材料,但“包干制”的政策,让科研人员“打酱油的钱也能买醋”。

“包干制”中“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制,也解决了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淳杰的燃眉之急。

2021年,张淳杰原本预留了10万元用于采购的硬件配件,突然遭遇价格大涨,每拖一天购买,就要多一笔支出。

由于“包干制”对审批流程的简化,他们最终在提前顺利购买了所需的硬件设备。硬件的到位,也促使张淳杰团队在2022年获得欧洲计算机视觉会议举办的DeeperAction挑战赛冠军。

强化红线 打好科研生态组合拳

从2018年10月起正式挂牌运营,到如今成为全球行业的领跑者,作为北京市科技攻关机制探索的“试验田”,北京石墨烯研究院让科技创新之花结出了“产业之果”。

2016年,北京市政府大胆创新,与北京大学共同支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纳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刘忠范牵头成立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开展石墨烯关键共性技术及工程化攻关。

据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正式运行时,北京市就设置独立科技专项,逐年滚动支持研究院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平台搭建,打造坚实的石墨烯优势基础,保障研究院发展“生命线”,让科研人员得以持续、稳定地开展研究工作。

随着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成为首个“独立法人研发机构科技专项”的经费“包干制”试点,研究院300多名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被进一步激活。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介绍,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将项目选择权交给了研究院,只按“负面清单”进行管理。研究院不再需要将每个项目都向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进行申请,也不再需要单独编制预算,而是可以按发展方向进行总体布局,改变了过去有可能存在的研究碎片化的问题。

与研究院同步成立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有限公司,2022年也实现全年营收6000余万元,较2021年提升超过5倍,并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等多个荣誉称号,产业化发展迈上快车道。

2023年3月,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首轮“包干制”项目通过专家验收,并被评为优秀。

“设立不能触碰的‘红线’,经费使用大胆放权。”在刘忠范看来,“包干制”就是适应科研活动特点和科研创新规律的政策。

北京市自然基金建立的“负面清单”机制,就为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定下了一条“红线”,在以人为本的同时,辅以相应的监督机制,让科研人员走好经费使用的“平衡木”。

自“包干制”方案印发以来,共实施科研项目近1400余项,累计覆盖约5000余名科研人员,支持经费约4.9亿元。在这项掷地有声的创新制度下,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被按下“加速键”,助力北京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梳理“包干制”实施的重点、难点、堵点,收集共性问题着重解决,编制、印发了《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在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中全面推开“包干制”管理。

本文来自中国科学报,本文观点不代表石墨烯网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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