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 一场人与时间的博弈

“乐山大佛‘洗脚’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正好淹过大佛脚底，惹得众网友纷纷惊呼。

有“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之称的乐山大佛，距今已有1300余年，幸运的是，因为山体的特质，常有水渗出，所以古人在开凿建造大佛时，在大佛的耳后、肩部和胸部设计了排水系统。所以，即便被遇到雨水，也会被迅速排出。

但是汹涌的洪水却没有在工匠的考虑中。洪水过后，有报道称，目前，乐山大佛本体总体安全，但佛脚脚踏2001年修补的捶灰附加层出现小面积脱落。

在刊出的照片中，大佛脚踏处的“外伤”令人“心疼”。面对自然灾害，身处户外的文物该如何保护？

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有难度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院教授刘杰所在的古桥基金会的微信群，因为今年南方洪水毁坏古桥梁而响个不停。

今年六七月间，婺源县清华镇一座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廊桥——彩虹桥被洪水淹没，东端引桥至二号桥墩之间的桥面（两廊一亭）被冲毁；在安徽，已有470多年历史的“皖南第二大古石桥”——乐成桥和距今已有480多年的镇海桥也在洪水中“遇难”；位于湖南马头的廊桥——溪风雨桥也在洪水中轰然垮塌，只剩桥墩……对于研究古桥梁的人来说，再没有比看到这样的消息更令人痛心的了。

除了桥梁，在过去灿烂的文明中，先人留下的文物不知凡几，其中在历史、文化、建筑、艺术上的具体遗产或遗址为不可移动文物。“我国的不可移动文物量大面广，将近77万处。它们所处的地域范围广阔，自然环境复杂。”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淳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说。

按照类型，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它们的结构类型主要包括木结构建筑、生土结构建筑、砖石砌体结构建筑、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等。

为了保护这些极具年代符号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对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规定。

“但是由于不可移动文物的地域分布、建造材料、文化背景、工匠技艺和使用功能存在差异，即使是同一结构类型的文物建筑，在不同区域其建筑形制和构造工艺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每个的文物建筑都有其重要的文物价值，而每个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都是很有难度的挑战。”淳庆坦言，“我们进行的每一次文物修缮工作都是独特而又困难的，先要了解文物的‘前世今生’信息，然后再制定科学合理的‘祛病延年’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文物的‘原存部分’和‘历史信息’。”

淳庆以古建筑木结构修缮举例，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有限的人工、材料、技术限制，带来的成就和问题同时存在。经年累月，使用至今，木材性能的劣化问题、榫卯节点的受力特性、构件的残损病害程度、结构在风振、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会出现什么可能的危险情况，“这些都应是文物保护工作所要考虑的事情，文物保护除了带着过去时间的厚重滤镜，也必须带着长远深入的眼光，这件事绝对没有难易之分，只有更加万全的思虑。”淳庆表示，“所以在修缮文物时，我们必须抱着敬畏、谦卑的心态。”

日常维护更重要

尽管很多不可移动文物被发掘保护起来，甚至成为旅游景点，但依然有一些文物因为地理位置等原因，成为沧海遗珠。

在刘杰的走访过程中，就经常看到因为现代交通设施的完备，曾经繁荣的古道被遗弃不用，杂草丛生，古道上的桥梁等建筑也因此被人遗忘，破损甚至毁坏也无人知晓。

反观那些尚被使用的古桥或者古道，一旦有问题就很容易被使用者发现，并及时修复，不需要等毁坏到一定程度才进行大修。

刘杰曾经呼吁过要定期维修文物：“每年派人巡检，小修小补，比几年一次的大修对古建筑维护更好。”

位于浙江温州泰顺的三条桥，始建于宋代，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木拱廊桥。在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重建的时候，人们在旧桥上发现了标有贞观年号的旧瓦，因此有人猜测三条桥最早可能建于唐代。“上世纪90年代，人们在修缮的时候在桥上发现了宋代的旧瓦，之后又发现了明代的旧瓦。”刘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这说明自宋代开始，这座廊桥就不断被修缮。古人务实的态度便是如此，哪一片瓦坏了就换哪一片，更像是中医的‘上医治未病’。”

淳庆也建议，文物保护管理单位和使用单位应加强对户外不可移动文物的日常巡查。“有条件的话，应加强对文物的健康监测，包括文物本体的结构安全监测以及文物周边自然环境及孕灾环境的状态监测，以实时获得有关不可移动文物的本体及环境的安全信息，一旦发现安全问题，及时尽早地进行加固修缮，提前保护好这些文物建筑，免受自然灾害的破坏，将文物建筑的保护由传统的抢救性保护转变为预防性保护。”

近20年前，文物合理利用被纳入《文物保护法》。而文物的活化与利用则让文物重回人们日常生活，让它被用，也因此被维护。

刘杰目前就正在接受某个宗族的邀请，修葺一座明代建成的禹王庙，这座庙宇一直处于“活化”状态，并由当地的宗族负责维护。“这说明地方有力量可以保护文物。”刘杰说，“而且有些古道，虽然现在人迹罕至，但风景绝佳。比如广元剑门关蜀道上的翠云廊，古道两旁的古柏树皆有2000余年的历史。或许我们可以学习欧洲，将古道开发为步道，吸引游客。既让人们了解当年的古道历史，又能通过活化利用，让古道重新焕发活力。”

新技术不断开拓

除了活化利用能够尽可能地维持文物的原貌，户外文物的保护技术也在近几年取得不少突破。淳庆举例说，比如测绘技术从最原始的手工测绘转向以计算机、网络通讯、激光及信息方面的现代化测绘技术，其中包括：近景摄影测量技术、无人机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彩绘高光谱成像技术、数字化虚拟修复技术等。“这些新兴测绘技术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基础上将文物现状信息最大程度地进行留取与还原。”淳庆表示。

此外，为了不破坏和影响文物本体，人们还研发了射线检测、超声检测、电磁检测、声发射检测、红外检测等无损检测的方式，对文物内部进行缺陷与损伤的探查，获取无法人眼直观捕捉的信息，以更好的对文物残损病害进行掌握，有助于后续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保护。“而且，充分掌握文物几何信息、材料信息及残损病害后，利用一些先进的计算分析工具对文物在现状残损下的状态进行模拟分析、预测可能引发的结果，为修缮保护方案提供依据。”淳庆说，此外，还有针对文物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状态监测技术，利用传感器和互联网，将文物及其环境的安全状态信息进行实时获取，这样可以第一时间对文物可能发生的破坏做出处理，实现对户外不可移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

而且，在修缮材料上，也有了一些夯土加固材料、石灰基修复材料、有机硅憎水材料、新型复合材料、牺牲阳极材料、环氧树脂材料、丙烯酸树脂材料等新型材料。“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论哪种新材料，在文物保护中都要慎重使用，一定要确保其符合文物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要求。”淳庆强调道。

学会接受“逝去”

虽然现代人想方设法希望将文物完好地留存给后人，但日常的风吹日晒与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不可避免地侵蚀着它们。

刘杰认为，人们在努力保护文物的同时也要接受它们在不断老化的现实，“毕竟古人修造桥梁或者建造房屋的时候，并没有期望这些建筑永立不倒”。

况且，当洪水来临时，桥梁会阻碍洪峰过境，到底是保护桥梁还是拆除桥梁让洪水尽快过去，着实令人为难。“有些地方在整治河道的时候会将堤坝修得很整齐，其实这样方正的结构不如V字形河床更利于泄洪，对于架在河床上的桥梁更是不利。”但刘杰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桥梁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就指责古人考虑不周，事实上，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对于建筑的设计参考意义不大。”

刘杰认为，建筑都有寿命，也像人类一样有大限之期，“所以，我们除了保护实体的文物，更应该保护古代的技术和能够实现这些技术的工匠。这样如果文物需要修葺或者重建，依然可以有人站出来，修旧如故。但如果匠人不在了，技术失传了，那么文物也就真正的消失了”。

在国外，不少NGO和基金会都从事对文物保护工作，是文物更有力的保护者。在刘杰看来，文物保护除了让其被多加利用，还应该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保护机制。“全社会的人都可以成为文物的保护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合力，真正为保护文物贡献力量。”（袁一雪）